在我正式進入職場之前，我對新生活充滿了期待。至於第一次擔任正式工作需面對的挑戰、正式進入日本社會後可能會遭遇的文化衝擊，我幾乎沒怎麼擔憂過。
儘管求職過程磕磕絆絆，留學生活在我心裏留下的明媚印象仍使我擁有一種錯覺：作為社會人的生活也會和學生時代一樣美妙！
新生活中的第一重打擊
我在進入職場之後面臨的第一重打擊，並不是來自於我任職的公司。
事後回想，這其實也怪我當時沒有學會提前與家人溝通。當我使用父親的信用卡副卡支付了租房費用之後，由於單筆金額過大（約三十萬日圓），遠超正常情況下的支出，父親怒而切斷了對我的所有經濟支援。
原先我留學的學校位於日本地方，一個月房租才兩萬多日圓。而我任職的公司卻位於東京，即使我租住在地價較低的和光市（位於埼玉縣與東京都交界處），每月房租仍需6.5萬日圓，比讀書時翻了一倍還多。
在領到第一個月薪水之前，我首先面對的，是必須順利撐過試用期、以免連房租都無力負擔。
新生活中的第二重打擊
我在開始工作之後才發現，自己在動手能力與生活技能方面奇差無比。
我不會訂鈕扣、不會用熨斗、當然也不會用縫紉機——這在一家服裝企業是極大的問題；我還是個路癡，出門拜訪客戶或去廠家提貨也經常迷路，花費遠超預估的時間；我甚至不會用美工刀、不會畫草圖，當然也不可能在企劃上有什麼獨特見解。
有一次，一位年長的同事忍無可忍之下問我：「你在家難道都完全不幹活的嗎？」我不知怎麼地脫口而出：「不是有家政婦嗎？」辦公室的空氣瞬間凝結，周圍的同事都一臉震驚。還是那位年長同事感慨：「原來是個大小姐！」開始拿我打趣，氣氛才逐漸恢復正常。
當我還在中國上海和北京生活時，由於中國巨大的貧富差距，許多需人力解決的問題都能以極低的價格找到代行者。然而這樣的環境，也在不知不覺中使我缺乏鍛鍊自身生活能力的機會。在我需要獨立生活與工作時，不得不臨時補課，才能勉強應對。
新生活中的第三重打擊
技能上的問題其實還不難應對，不會的東西可以學、可以練。更大的問題在於，我缺乏基本的人際交往常識。
在學生時代，也許是周圍人包容我的「天真純樸」，即使我說些不合時宜的話，大家也是一笑置之。成為社會人之後就沒有這樣的優待了。
我不知道如何待人接物，也分不清人際關係中的親疏遠近，更看不懂辦公室裡那些微妙的權力與立場。這使我很難在公司裡擁有同一立場的支持者。
我在操作辦公軟件方面的優勢，以及在大學裡學到的統計分析等知識，確實令我在公司裡做出些成績來了。有部分同事因此稱讚我，我居然還一臉莫名：「這些不都是很簡單的事嗎？」白白錯過了與對方互相寒暄、拉近關係的機會。
萬幸當時的團隊負責人看重我節省生產成本提升效率的能力，我在團隊中仍能有一席之地，總算沒遭遇試用期間就被掃地出門的窘境。
總之，我發現自己原來只會當「學生」，距離一個合格的「社會人」有不小的差距。
職務描述與實際工作的差異
除了個人能力上的不足之外，我後來才逐漸意識到，自己面對的困難其實還來自另一個層面——工作的內容本身也與招聘時的描述有所差異。
也許有讀者已經發現：我所描述的工作內容似乎與招聘廣告上「與中國工廠對接溝通」的崗位描述差別不小。這自然不是意外導致的結果，而是該企業為了節省用人成本、招聘外籍員工所採取的策略。
日本勞動法中（準確地說，是《労働基準法》第3條）規定了，不允許以國籍為理由設置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標準。企業即使希望以較低的人力成本聘用外籍員工，也不能直白地表示自己就是為了少付工資。
因此，我的工作並不僅僅是對接海外工廠、處理貿易文書，而是與擔任「総合職」的日本同事一樣，幾乎什麼工作都得做。
這對我來說自然是極大的挑戰。不僅需要不停地學習日語、英語甚至中文的行業用語，還需要抓緊時間學習日本社會的「常識」。求職時遭遇過的文化障礙，在真正進入職場後看來只能算是「小兒科」了。
